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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他走遍众多考古遗址,亲手挖掘出中华文明源头的证据

                时间:2023年01月09日    热线:0311-85290821   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

                  王巍:中国考古要见众生

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倪伟

                  发于2023.1.9总第1076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度学者 王巍

                  获奖理由

                  他是荧幕上出镜率最高的考古学者之一,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;他是中国考古的“百事通”,也是热忱的科普者;他走遍众多考古遗址,亲手挖掘出中华文明的证据,也在书斋中著书立说,让冷僻孤高的考古能与众生对话。

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请王巍参与审定初中历史课本,他翻开初一教材,开篇是中国史前史,依据的考古成果包括山顶洞人头盖骨、半坡和河姆渡遗址等。王巍一惊,1975年以后的考古进展一项都没写进去。孩子们学的史前史,竟然一直停留在半个世纪前。

                  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,王巍对考古成果的普及不力感到担忧,继而深感失职。他着手修改课本,将万年前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水稻栽培、八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、五千年前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的巨型城和水利工程等等都加了进去。这都是最近几十年改写中国历史的重要发现。

                  那是2019年的事。那一年之后,形势突变,考古突然成了热门话题,全民关注度陡增。2020年启动的三星堆新一轮发掘最为典型,六个器物坑出土了上千件奇特的青铜器,鼎鼎大名的三星堆面具、大立人有了新的伙伴。央视罕见地将直播间搬进考古现场,先后三次直播,王巍都作为专家,在镜头前为公众现场解读。

                  他领衔的一项重大工程,去年也被聚光灯照射。2022年,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入二十周年,5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,王巍作了报告,讲解工程的来龙去脉和成果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汇集了20个不同学科,将大量自然科学与考古结合,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。这是中国考古领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研究项目。将这项学术味浓厚的项目深入浅出地介绍给老百姓,也是他2022年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与此同时,荧屏上突然出现了好几档以考古和文物为主题的综艺节目、纪录片和公开课。王巍忙不迭地到处串场,成了出镜率最高的考古学者之一。他也堪当此任,他当了十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,也当了十年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,主编《中国考古学百年史》等丛书,一直站在高处纵览全局,可谓中国考古“百事通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从田野、书斋走上屏幕,王巍的转变也预示着中国考古的变化。2022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第101年,进入第二个100年,中国考古不再满足于埋头发掘和整理,而是要走向阐释,见众生。

                  考古推手

                  去年下半年,王巍去了一趟安徽省马鞍山市凌家滩遗址。这次考察让他惊喜连连,凌家滩在早年发现了墓葬之后,近两年又找到了高等级公共建筑的踪迹。一个祭祀坑出土了六十多支象征军事权力的石钺,其中一件是中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石钺。这些发现不得了,可能会增加中国文明史的长度。

                  深层意义得联系起来看。位于凌家滩不远的浙江良渚遗址,被视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最有力的证据,遗址内城墙、墓葬、宫殿、祭坛等要素一应俱全。但五脏俱全的良渚文明像一个青年,它的童年时代在哪里,前身在何处?王巍一直希望这个地方能被找到。由于凌家滩此前出土了与良渚相似的玉器,早年就被推测是良渚的前身,现在证据链越发完整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“良渚遗址实证了五千年文明,凌家滩高等级建筑的年代是距今5500年到5350年。所以,凌家滩遗址可能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证据。”王巍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:“这一个‘多’字很了不得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王巍提醒凌家滩的考古人员赶紧发布消息,提高关注度。这么做有一个目的:出名以后,受到地方政府重视,或许能增强考古力量。凌家滩遗址一直只有一位专职考古人员负责,带着几名技师,进展缓慢,很多工作显得迟钝。

                  他每年在全国考古工地跑,捉襟见肘、人手紧缺的项目占多数。绝大多数项目只有一两个专职考古人员负责,有时一人要同时盯两三个工地,带着技工,招募民工,每年几百平方米小规模发掘。跟动辄百万平方米的遗址总面积相比,简直是龟速。王巍着急,希望地方上多支持,壮大考古队伍,把速度提起来。

                  一直以来,考古发掘都是这种手工作坊式的模式,与他入行时相比,在这方面几十年间差别不大。1979年春天,他在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读书,跟同学集体去河北张家口蔚县的史前遗址实习。那是他们第一次进考古现场,兴奋不已。遗址在村子里,考古队请来生产队的农民发掘,一天几毛钱,积极性不高。王巍看着着急,自己在探方里发奋挖掘,农民也不好意思磨洋工了,跟着勤快起来。

                  现在,王巍有了更大的推动力。以前他觉得有些项目现场他不必去,但地方考古单位跟他说,你来了市里领导就得来,地方政府才会重视。中国考古项目绝大多数由地方考古机构负责,人手与资金多寡取决于当地政府。他想想也是,他是社科院学部委员,也当了十年全国人大代表,确实能起些作用。每次见到地方领导,他都要详细提醒遗址的价值,希望对方倾斜些资源。给地方作讲座时,他会特意加上几页展示当地考古项目的幻灯片,不为拉近关系,而是为了提醒注意。

                  去年,某市请他去作讲座,市委书记也会去听。准备讲座时,当地考古所跟他诉苦,整个市只有十几个考古人手,这两年考古关注度上升,全国各地考古单位都在扩编,他们市却迟迟没动作,市里没批。讲座那天,王巍讲到最后说,我要特别说一个情况。翻到幻灯片最后一页,是同省周边地市考古编制增长图,有的增了一倍,有的增了1.5倍,但该市的增长率是一个尴尬的零。市委书记脸色都变了,很快就开会讨论,加了十个编制。

                  主战场与文明源

                  王巍入行整整四十年,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发展的全过程。他将四十年分成前后两段,前二十年是东亚考古和夏商周考古,他的田野考古生涯主要在这二十年中。

                  考进吉林大学考古专业那年,他已经23岁。1977年秋季,恢复高考第一年,他正在长春一个公社当副书记,瞒着同事们偷偷报了名。他出生在长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父母都是大学生。他初二就插队了,后来回城当工人,陆续当过厂工会宣传委员、工会副主任、区工会副主席、公社副书记。他扎扎实实当过五年钳工,当时以为一辈子就在工厂了,一心苦练技术,打手锤把手打得伤痕累累。三年出徒时,已经达到八级工应知应会的水平。

                  有一天,他在电视里看到一个专题片,讲的是十年来中国考古成就,满屏幕秦兵马俑、马王堆汉墓、满城汉墓、殷墟妇好墓壮观的出土场景。他觉得这还挺有意思,转身拿起扳手接着上工。

                  高考结束后报志愿,他想报理科,但中学课缺得多,基础不好。厂里一个老领导无意说了一句: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。他一听,想起那部专题片,立马报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。

                  吉大考古专业由考古学家张忠培坐镇,张忠培毕业于北大考古系,师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,造诣颇深,后来调入北京当过故宫博物院院长。张忠培亲自给白纸一张的学生们上课,王巍近视,总坐第一排,瞪大眼睛看板书,记笔记时用不同颜色标记重点,被很多同学借去做参考资料。张忠培不带讲义,有浓重的湖南口音,王巍后来成了张忠培的“翻译”,同学们听不懂的专业术语就问他。

                  张忠培看重田野考古的当家本领,希望学生们毕业就能熟练上手,因此给他们找了很好的实习工地。在河北张家口蔚县实习发掘之余,王巍和同学们还承担了一项任务,调查全县的遗址。王巍跟另一个同学两人一组,在田野里四处跑,趴在沟坎、断崖前看横断面,分析地层,找史前遗物,就这样找到了张家口地区第一个夏代遗存。出门时,他们背上十斤面条,一块固体酱油,就是好几天的口粮,到处跟老百姓借锅煮面。

                  那时候,老百姓不了解考古,也不太会主动支持。他毕业后分到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,在北京郊区房山主持了五年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掘。为了多要点占用耕地的补偿款,大队书记跟考古人员来回拉扯。王巍和同事请书记喝酒,酒酣耳热之际劝他答应了,然后两方都醉倒了。第二天一早,大队书记找上门来说,喝多了,不算数。

                  琉璃河的五年发掘,王巍因为一项绝技小有名气:发掘马车。琉璃河墓葬中的木制马车朽烂在泥土里,且随葬时已经拆卸,没有完整马车的样子。唯一的区别,是木头腐烂在泥土后,颜色、软度与正常泥土有细微差别。王巍愣是把腐烂的马车给找了出来,发现了21个车马坑。一个亚洲考古会议1983年在北京召开,四十多位外国专家来琉璃河参观,都震惊于他是怎么做到的。“没什么诀窍,就是土中找土,细致再细致。”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                80年代末期,他赴日本奈良留学三年,眼界大开,影响持续至今。奈良遗址众多,他参与过三个考古项目,说实话,那些遗址出土的东西很少,但日本同行工作细致入微。每一块陶片都要记录经纬度,使用先进的全站仪,数据输入电脑,而中国还是手工作坊阶段,用皮尺量位置,误差动辄二三十厘米。除了科技手段,日本同行还有两个特点让他印象深刻,一个是大专家给普通读者写小书,亲自做科普;另一个是国际视野,一旦有新发现,立马跟中国、韩国等地的发现对比。这些特点,中国过了一些年才追赶上。

                  在九州大学拿到第一个博士学位后,日本一个国立大学开出不菲的年薪请他留下当研究员,一年收入相当于他当时能在国内拿到的几十倍。但他回到了中国。回国后,他面临学术方向的抉择,是继续做东亚古代文化交流研究,还是回归中国考古学?他向老师张忠培请教,老师说了五个字:回归主战场。考古的主战场当然是中国考古学,具体而言,当时是在夏商周时期,遗址如云,谜团无数。一言点醒梦中人,他重新投身夏商周的历史迷宫。后来,他先后主持河南偃师商城、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宗庙、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等项目,均有重要收获。

                  那时,一个世纪工程已经上马——夏商周断代工程联合历史、考古与部分自然学科,为上古三代确立年谱。王巍承担了西周有关的研究课题。工程于2000年结项,但王巍和一些专家意犹未尽,觉得断代工程开辟了多学科参与的考古研究新范式,应该有更大作为。王巍与专家们策划,通过自然学科与考古学的广泛融合,尝试以黄河、长江、西辽河三大中国史前文明发源地带为轴心,全面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图景。

                  这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,王巍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共同担任执行专家组组长,主持这一宏大的项目,直到2016年底卸任。项目联合二十个学科、四百多位学者,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的脉络,用发掘成果构建理论,让中华五千年文明从传说变为实证。

                  这是王巍职业生涯后二十年最重要的事。“探源工程确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准,这个意义非同凡响。”王巍说,探源工程将散落在全国的史前考古项目结为“联盟”,从各自作战变为集体攻坚,最重要的变化是目标的统一。“各个遗址的工作开展都有了针对性,那就是寻找证明文明的证据,寻找各自欠缺的要素,最主要的就是城址、宫殿、高等级建筑等。”王巍说。

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考古要从发掘走向阐释

                  考古人一半时间在工地,一半时间在书斋。当空头理论家不行,只顾埋头挖宝也不行,王巍将后者称为“考古匠”。从“考古匠”到考古学者的跨越,是每个有追求的考古人的必修课。王巍坦诚地说,中国考古的一个明显不足之处,不在发掘,而在阐释。

                  “大家都说考古是最实际的社会学科,是,我们研究的实物是实际的,但实物本身不说明问题,需要考古人去阐释。”王巍说,对于同一批考古资料,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解释,不同的学术体系、学术背景甚至师承,都会导致差异,非常正常。“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,不要迷信考古学家,你要看他的分析是不是合乎逻辑,有没有说服力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对考古成果的阐释分为两种,一种是理论建构,一种是公众科普。

                  与中国考古的发掘进展相比,理论建设稍显落后,这是不少学者的共识——中国当代考古缺少独创性、系统性的理论,也欠缺高屋建瓴的考古学家。

                  在王巍眼里,前代考古学者中,苏秉琦是真正的理论大师。上世纪80年代的考古所,他的办公室在苏秉琦隔壁。全国各地考古队发现了新东西,都会来北京找苏秉琦给看看,答疑解惑。但苏秉琦说话爱绕圈子,总要从大背景讲起,绕着这个遗址讲一圈。访客听完云山雾罩,常常走进隔壁王巍和学者殷玮璋的办公室,请殷玮璋给翻译翻译。

                  苏秉琦有诗人气质,说话常用修辞。比如他对史前中国各地文明独立起源的著名论断,就是用“满天星斗”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概括的。他晚年提出六大区系理论,石破天惊,格局恢宏。直到今天,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项目,依然在苏秉琦理论的底稿上丰富和延展。

                  如何能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突破?王巍说,一定要扩大视野,今天的考古不仅要应用各种科技手段,也要有综合的人文社科知识,拓展出社会考古学、经济考古学、精神考古学等。即使在考古学内部,通晓不同时代和领域,相比于专精于一个领域,视角也会为之一变。

                  苏秉琦是做秦汉考古出身,后来才涉足史前考古。王巍觉得他能够以宏大视野将史前文明联系起来看,或许与对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把握有关。“再比如说以夏商周的视野,往前去看史前社会,也会有不同视角,因为夏商周时期有了王朝和地方更紧密的联系。”王巍说,“这一点,我是受益于苏先生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王巍今年68岁,含饴弄孙之龄,却依然每周都辗转在全国考古工地上,新认识的考古领队中已不乏“90后”。对于未来,他希望在普及方面还能再做一些事。

                  改写教科书只是普及的一步,他还想组织一批考古专家,编写几套考古科普书,面向各个年龄层的读者群,讲述考古最新成果所展现的中国历史。

                  前不久他刚从常州考察回来,常州正筹划建设一座中华文明主题乐园。不同于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,主题乐园将另起炉灶,将正确的考古和历史知识转化为游乐项目,利用最新的多媒体技术寓教于乐。这是王巍最大的心愿。在他的构想中,主题乐园可大可小,形式灵活,可以在全国落地。

                  他记得三十多年前在日本,考古学者周末开讲座,市民买票入场,座无虚席。座中多是老人和家庭妇女,他们带着笔记本,记得认真。看到民众对考古如此亲近,他很羡慕。现在,中国也有了这样的土壤,需要努力的,是考古学者们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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